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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加里·克莱门特, 前RCMP情报官员

我在加拿大皇家骑警服役多年，学到一条简单的原则：评估风险应基于能力、意图和机会等三方面所收集到的资料，而不在寄托希望或假设的论证。当这三个因素同时具备时，忽视它们就是玩忽职守。

这一框架同样适用于加拿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以及近期一些理应受到更多关注的政治事件。

马荣铮跨党加入自由党或许完全合法，但许多观察人士注意到，马此举的时机、信息传递和执行方式都存在一些蹊跷之处。马的加入使马克·卡尼距离多数党地位仅差一席。

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存在不当行为。

但从执法和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这并非重点。反间谍工作并非事后证明有罪，而是在损害造成之前识别漏洞，并在已知威胁环境下识别可避免的风险暴露。

《调查局》和《国家邮报》报道的一系列关系和公众露面的资料，引发了人们对马先生在面对中国问题时的判断和审查的质疑。这些报道描述了他与一个加拿大华裔保守党网络的互动，该网络干预了党内领导层政治，敦促艾琳·奥图尔因其“反华”立场在2021年后辞职，之后又呼吁博励治下台——同时在加中关键争端问题上推进与北京立场一致的论述。

《国家邮报》曾报道称，批评人士指出，马荣铮在竞选期间曾获得亲北京社区的支持，并出席了多伦多华人社团洪门会的一次晚宴——领事官员利用此次机会宣传北京的“统一”台湾议程。据报道，马向洪门会致意并表示赞赏，但并未表示支持吞并台湾。

公开记录还显示，马会见的同一批多伦多洪门会成员和领导人，都来自亲北京的一个多伦多华人社团，CTCCO，他们赞助并支持了安大略省的“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倡议（第79号法案）——这项倡议在中国官方媒体和亲共媒体上广为宣传，并得到了中国驻加拿大领事官员的公开赞扬。

《中国日报》2018年报道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曾获得加拿大华人社团CTCCO和洪门会联合赞助，并获得了超过18万加元的社区捐款。

中国领事官员和多伦多政界人士出席了相关的南京大屠杀纪念活动，其中包括赵巍，一位多伦多中领馆外交人员，在《环球邮报》曝光其涉嫌在香港针对保守党议员庄文浩及其家人进行情报活动后，被加拿大驱逐出境。

马荣铮近期会见了上述一些备受争议的亲北京社区人士和组织——包括洪门会和中共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他竞选保守党议员或转投马克·卡尼阵营有任何不可告人的意图。

但这确实揭示了渥太华一直回避的一个事实：中国的影响力活动往往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通过面向社区的机构、精英阶层以及“正常”的人际关系网络——而正是这些渠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产生影响力、扰乱社区生活并施加政治压力。

加拿大情报界的立场已经很明确。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已多次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加拿大面临的最活跃、最持续的外国干涉威胁。这些警告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源于“五眼联盟”情报机构共享的调查、人力情报和盟友报告。

北京策略的核心是统战部——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机构，其职责是影响外国政治体制、培养精英以及塑造海外舆论。从警务角度来看，它运作着一个影响力和渠道网络：尽可能合法运作，必要时秘密行动，始终服务于党的战略目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大多数外国行为体的区别在于其法律强制力。

根据中国的《国家情报法》，中国公民和组织可能被强制支持国家情报工作，并对这种合作保密。实际上，这给民主社会带来了一种固有的脆弱性：胁迫手段——通过家庭、旅行、商业利益、社区压力和恐惧等手段实施。

但这并不意味着加拿大华裔人士值得怀疑。

恰恰相反——许多华裔人士本身就是恐吓的目标。但这确实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拥有民主国家所不具备的施压机制。忽视这一事实并非容忍，而是对威胁环境缺乏了解。

在加拿大皇家骑警体系内，我们接受的训练是认识到，外国干涉很少会公开宣布。它通过关系、渠道、人情、时机和沉默来运作。它不需要意识形态上的认同——只需要机会和影响力。

这就是为什么透明度至关重要。当政治人物与一个以干涉行动著称的威权国家的代表接触时，公众没有义务“证明”他们的担忧是合理的。责任在于官员，他们需要解释为何没有合理的担忧——并证明基本的保障措施已经到位。

加拿大的盟友已经认识到这一现实。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都已公开承认并立法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干涉。他们的评估与我们一致。他们的结论也相同。

在美国，琳达·孙案（《调查局》曾报道过）——按照美国政府的说法——说明了统一战线式的影响力如何既能被否认又能有效运作：它通过面向海外侨民的代理人、内部渠道以及关系网络构建，这些网络在造成损害之前很少会像传统的间谍活动那样显露出来。

这并非个别案例。

美国和加拿大的智库，以及英国和欧洲的相关研究机构，都已记录了这些政治影响力生态系统的规模和持久性。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副教授、前国家安全局高级分析师尼古拉斯·埃夫蒂米亚德斯估计，美国有数百个这样的实体活跃。渥太华至今仍拒绝紧急处理加拿大有多少这样的实体——如果即将发布的一份美国报告可以作为参考的话，答案可能令人震惊。

加拿大不愿处理中共的统一战线网络，并非缺乏信息，而是缺乏决心。

从执法角度来看，这令人担忧。加强安保不应等到达成共识才采取行动，而应在出现迹象时立即采取行动——尤其是在本国情报机构发出警报时。

国家安全并非意识形态问题，而是务实问题。